一國經濟如何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是經濟學者一直思考的問題。二戰之后興起的結構經濟學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發展，尤其是重點扶持重工業等部門，從而實現所謂的工業化革命。這種發展模式被事實證明是非常低效的。尤其是隨著80年代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崩潰，這種發展模式逐漸被各國所棄用。
隨后，被稱作“華盛頓共識”的經濟發展策略則走向另一個極端。該理論主張全面消除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而進行以市場為主導的全面經濟開放。華盛頓共識認為應該放棄政府補貼和關稅等在內的各種政府干預，通過開放貿易和金融等國際市場實現經濟的增長。這種完全依賴市場的發展模式在90年代阿根廷等拉美國家遭受了多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后也逐漸被懷疑。
林毅夫教授總結了結構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失敗的教訓后，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10月中旬，筆者參加了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的新結構經濟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三天的會議中，來自國內外的 30余位經濟學者就林毅夫教授提出的 “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展開對話和討論。本文中，我將討論一下個人對新結構經濟學的一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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