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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直言，《追問增長根源：也談林毅夫假說》一文其實是堂吉訶德式的行為——林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這個“風車”，成了作者眼中政府直接投資，干預市場經濟的“巨人”，通篇下來，不過是反對政府再來“四萬億”之類診斷中國經濟當下問題諸多言論的翻版而已。
而林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從沃爾夫先生《尋找繁榮之路》一文的介紹，和之前林教授一些訪談的內容來看，其實可以算是對從日本60年代繁榮開始，亞洲四小龍繼之，而至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高峰的所謂“東亞模式”經濟實踐的理論總結。其六步走的框架，無論是模仿參照國尋找可貿易行業（學習日本和四小龍，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發展第一步）；還是吸引外部投資進入這些行業（各種合資和外商獨資企業）；亦或是扶持企業進一步發展（近二十年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經濟特區工業園區化集中發展，都是中國在三十年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在做的事情。如果說林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是個藥方，治的也是越南印度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些有潛力獲得經濟高速發展的新興市場國家目前發展不夠順暢的病，而不是中國當下經濟問題的對癥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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