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為這個關于保守主義未來的系列文章撰稿的邀請時，我有些猶豫，因為我認為，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最需要的似乎不是一種新形式的保守主義，而是左翼思想的重塑。我們在超過一代人的時期一直處于保守主義思想的支配之下，保守主義幾乎沒有受到什么強有力的挑戰。在金融危機爆發和嚴重不平等現象加劇之后，左翼民粹主義理應迅猛發展。然而，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某些最為活躍的民粹主義者站在右翼陣營。出現這種情況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點無疑是，世界各地的公眾不相信左翼有本事針對當前問題拿出可信的解決方案。
法國社會黨(Socialist)和希臘左翼激進聯盟黨(Syriza)的興起并未掩蓋上述事實；兩黨都代表著大倒退，屬于日趨沒落的左翼陣營，很快就不得不面對各自國家可怕的財政局面。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左翼政黨，即能夠在不影響經濟增長或長期財政健康的情況下，阻止富裕世界中產階級職位的流失，并采用各種再分配手段遏止收入下降。
但如果你不能依靠左翼解決問題，或許你可以指望右翼解決問題。一個未來的美國保守主義模式早已擺在那兒：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傳統的復興——一個是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強大但有限的政府，另一個是為了實現國家復興而使用政府力量。這種保守主義謀求推動的原則是私有產權和競爭性的市場經濟、財政責任、建立在國家和國家利益（而非某些全球國際化理想）基礎之上的民族認同感和外交政策。但它將會把政府視為這些目標的促成者，而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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