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中國國務院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稱，“十二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將年均增長達13%以上”。規劃稱，“要深入推進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建立健全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
按此計算，未來5年內中國最低工資有望“倍增”，人均工資亦有望成倍提升。經過30年發展，中國是否已臨近“充分就業”階段（即所謂“劉易斯拐點”），可謂見仁見智。瑞穗綜研的統計顯示，在勞動力從過剩向短缺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的工資水平的確在提升。剛加入WTO的2001年，中國人平均年收入為15.9萬日元，日本為454萬日元，收入差距達28.5倍；但到了2010年，中日GDP總量逆轉，中國城市地區人口平均年收入增至45萬日元，日本降至412萬日元，收入差距縮至9.2倍。2005年至2010年，中國城市地區工資年增長率為13.8%，5年內正好增長了約一倍。不過，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79.3萬日元）與北京（78.6萬日元），和日本收入最低的沖繩縣（323萬日元）、青森縣（338萬日元）之間仍差距明顯。
單純從收入水準上比較，中國已大致相當于日本的20世紀60年代——日本在當時出現了“劉易斯拐點”。1960年，篤信凱恩斯主義的池田勇人以絕對高票當選首相，上臺后即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他認為，“在高速增長的同時，若勞動者工資水平沒有與GDP增長比例同步增長，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只有實施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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