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久到我已不愿回想），我曾寫過一本書，名叫《資本主義與寬容的社會》(Capitalism and the Permissive Society)。這個書名讓一些人感到疑惑，因為這兩樣我都贊成。與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書籍一樣，這本書遠未臻完美。但說它不完美，并不是因為存在錯誤，而是有疏漏之處。如今，雖然時光已過去了將近25年，回頭看這本書，幾乎沒有任何觀點是如今我想要收回的。
沒必要去假裝市場回報能反映個人價值。正如墨爾本子爵（Lord Melbourne，本名威廉姆?蘭姆(William Lamb)，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譯者注）在談到一個其他問題時所言：“這跟價值毫無關系。”實施再分配的最佳途徑，是建立（最好是統一的）稅收和社會保障體系，而不是去干預價格和工資。
動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緩和經濟活動中的波動、避免長期的需求不足導致不必要的失業，以及避免通脹失控，與成功的資本主義也并不沖突，在我看來這甚至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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