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中，一位朋友赴南京看望病中的高華老師。我托他帶去問候，并詢問是否方便前去探望。朋友帶話回來，高老師很愿意見到各個地方來的朋友，都不妨。我總想著稍后就去，只是困守上海，一直沒有成行。當高老師逝世的消息傳來之時，我在悲傷之余，又對自己的錯失而懊惱不已。
其實我只匆匆地見過高老師兩面，并且都在香港。那時候我剛剛讀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依然彷徨在震懾與驚魂未定的狀態之中。高老師當時已然是滿頭白發，卻語態溫和，并且笑容可親。然而我卻問不出任何有關這本書的問題來，僅僅在當時的一群學界朋友中訥訥傾聽。
那時大約是2006年，《紅太陽》已經出了很久。它與同一年（2000年）出版的、高文謙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來》是近些年來在黨史學界中突兀而起的兩座高峰，霎時間給中國人閱讀黨史戴上了透視鏡。我只記得我當年讀《紅太陽》的時候幾乎是一目十行，對于自己閱讀的速度幾乎難以忍受，恨不得一眼就能夠從第一頁看到最后一頁。我閱讀的禁書已經不算少，而認識到自己的知識在此幾乎是完全一片空白的情況罕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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