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區分職業煽動者與一場值得人們關注的抗議，最容易的辦法是問鬧事人群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具體需要改變什么或做出什么承諾，才能讓你們現在就滿意地回家？”對于今年那些在埃及和利比亞走上街頭的人們來說，答案十分清楚。2003年全球反伊拉克戰爭游行也是如此。
但是，“占領”華爾街和其它地方的越來越多的示威者絞盡腦汁也回答不了上述問題。他們傳遞出的最重要信息是“99%的大眾再也不能容忍1%的少數人的貪婪和腐敗了”。不幸的是，他們的問題在于，此類既上口又籠統的奇妙口號的必然結果是：它們只能帶來模糊性，而無法產生解決方案。比如他們呼吁，美國必須“重新界定勞動力的定價方式”，但究竟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在當今棘手的經濟形勢下，抗議者還不是唯一“貢獻”不解決問題的空談群體。政策制定者也在保持模棱兩可，因為某些問題太過嚴重，解決方案最好還是不說為妙。比如， 美國有1100萬購房者陷入“負資產”，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其他購房者無法再融資，應當做些什么來幫助這些人？抗議者們叫嚷稱，他們要“收回自己被抵押的未來”。想必他們會支持對99%的多數人立即提供貸款修改？當然，公平地說，華盛頓曾經提出的某些構想也同樣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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