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僅是昆德拉與哈維爾不同的人生選擇造成的，在這一現象的背后，隱藏著中國知識界的某些秘密。”一位叫余杰的年輕批評家寫道。
他不過二十五歲，正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卻已因筆鋒銳利而聲名鵲起。在這篇題為《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么？我們承擔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捷克兩位作家來分析中國。
文章從“簽名”開始。在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主人公托馬斯拒絕在一份聲援政治犯的請愿書上簽名：“請愿書對政治犯們毫無幫助……最重要的是，這是請愿書起草者們的一種手法，要引起大眾對他們的注意，也使他們相信自己還能在歷史上產生一點影響……他們沒有采用不太顯眼卻更為有效的方法去幫助政治犯的家屬，相反，他們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中，通過他們來為自己樹碑立傳，根本沒考慮這可能會使政治犯們遭更大的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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