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從英國搬去美國生活和工作時，美國的人民、美國的企業和美國的政府體制都令我崇仰不已，宛若重生。那種說美國正在步入暮年的言論讓我忍無可忍。那時，我可是個堅定的反衰退論者。
6年過去了，我開始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準備好要“變節”，但客觀來看，華盛頓方面似乎決心要讓悲觀主義者言中，這令我有些驚訝。
你可以說，促使我產生上述想法的債務上限談判僵局是個非常情況，不能作為預測的依據。債務上限僵局的確是個非常事件，這一點毋庸置疑：無論最終如何解決，國會和白宮近來的表現都已將財政失責推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但換個角度講，這種失敗也頗具代表性。如今華盛頓方面的運轉失靈，已嚴重到使得許多決策領域幾近停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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