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30年前，產品在一個國家組裝，采用的零部件還是自同一個個國家。因此，計算貿易額很容易。2011年卻是另一番景象。制造活動受到全球供應鏈的推動，而大多數進口商品都應貼上“全球制造”的標簽，而非“中國制造”或者其他類似標簽。這不是一種學術差異。鑒于貿易失衡引發了主要經濟體之間的摩擦，在當前這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合作的時候，我們采用的計算方法可能會大大加劇地緣政治緊張關系。
目前我們是按照所謂的“總值”來計算國際貿易的。當一件進口商品抵達海關時，這件商品的全部商業價值都會歸到一個原產國名下。當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世時，這種方法很管用：200年前，葡萄牙用“葡萄牙制造”的葡萄酒交換“英格蘭制造”的英國紡織品。但今天，“原產國”的概念已經過時了。我們所說的“中國制造”確實是在中國組裝的，但其商業價值卻是來自組裝之前的眾多國家。從“他們”和“我們”的角度來考慮貿易已經再無意義。
這并不是說，假如我們改變貿易計算方法，所有的國際貿易緊張關系就會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但是，如果我們是要討論像貿易失衡這么重要的事情，我們就應當以能夠反映現實的數據作為依據。扭曲的貿易圖景可能導致雙邊關系惡化，在當前保護主義壓力已經在不斷積聚之際，還可能觸發反貿易情緒。經濟學家早就摒棄了“貿易是零和游戲”的觀點，但政治和市場在日常事務中似乎仍固守著陳舊的重商主義信念。這場危機無疑加重了這種感覺，盡管全球制造已使得“我們”和“他們”之分變得更加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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