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所有優秀的經濟學家，我生活儉樸，對于時尚也感覺遲鈍，因此，那副破舊的老眼鏡已經跟了我十幾個年頭。沒有它們，我可能真的會迷路。我裸眼看書的距離不能超過4英寸。有時候，這也算一項超能力——當會議無聊時，我可以摘下眼鏡走走神，就仿佛將外套向上拉罩住頭部一樣幸福地失明。然而，通常我還是更喜歡視界清晰的感覺，于是我戴著眼鏡洗澡，戴著眼睛練空手道，以及出席其它一些場合，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因此，我很少會忘記把眼鏡放在什么地方了——這算是幸運的習慣，因為它們太過纖細，在3英尺外我就看不見了。
當我真碰上找不到眼鏡的情況時，有一個想法常常躍入我的腦海：謝天謝地，在我出生之前眼鏡就發明出來了。沒有它們，我將是重度殘疾；當它們架在我鼻子上時，這么說又似乎很荒謬。
現代社會當然隨處可見這種有用的工具，從眼鏡、到青霉素、再到電子郵件。我們很容易視其為理所當然的事物而忽視它們，但是我們不應該這么做。《經濟展望雜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編輯、經濟學家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在其經濟學導論課程伊始問了學生們一個問題：他們是愿意現在每年賺7萬美元，還是愿意在1900年每年賺7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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