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在中國早就不是什么新概念了。從2009年山西整頓私營煤礦開始，這個詞就沒有遠離過人們的視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國進民退”的態度顯而易見。他們在媒體上“人人過關”，全都站出來反對這種“帶著50年代氣息”的玩意兒，一致要求“把改革開放執行到底”。至于作為當事人的政府方面，其態度則似乎比較模糊。最直接的回應出現在今年3月的“兩會”上，政協發言人趙啟正并沒有為“國進民退”做辯解，而是表示私人企業與國企正在“比翼齊飛”，“民退”實際上并不存在。
我不太同意趙先生的說法。自從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政府通過把4萬億救市資金的大部分投入政府主導的基礎建設，在山西驅逐私營小煤礦礦主，在鐵路建設中拒絕外資進入，以及默許中央企業進入利潤豐厚的房地產市場等行為，已經顯示出了支持國有經濟的強烈決心。而私營經濟顯然沒受到這些支持。最近在一個二線城市，一位企業家指著公共汽車上的私人投資公司的廣告，對我說：“鐵道部修高鐵，國家一天的投資超過三十億，而高鐵到現在沒有一條能盈利。我的工廠能賺錢卻貸不到款，只好向這些家伙借高利貸”。這種私人投資公司的年利息高達40%，私營企業還是要去借，可見其困難的程度。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也感到了環境的壓力，“中國的生意不好做了”的聲音經常能聽到。我認為，中國政府主導下的“國進民退”、“國進洋退”確實是存在的，只是“做了沒說”而已。
有一些反對“國進”的專家認為，政府“做而不說”是一件好事，意味著“主流經濟學”已經深入人心，連政府都不愿公開與之作對。但在實際層面上，政府也沒有認真對待他們的批評。我沒聽說有任何一個“國進”的項目，因為經濟學家的反對而中止或延期。換句話說，政府和專家已經進入了“你說你的，我做我的”，類似外交談判上的對峙狀態。根據我對中國體制的觀察，這種狀態其實并不多見。中國政府通常是善于“調研”的，做事之前重視聆聽——雖然不一定接受——專家的意見，只有在做出“政策不變，一切照舊”之類的決定的時候才可能忽視調研。這次的“國進民退”，政府沒做輿論準備就果斷出手，令人有些驚訝，對主流經濟學家來說則是一種失敗。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替經濟學家們想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