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決策者們有資格用質疑的眼光觀察外國債券投資者。13年前，那些受恐慌拋售打擊最嚴重的國家，在舉債問題上吸取了沉痛教訓，其中幾個國家被置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監護之下。那些逃過IMF監護的國家（例如主要依靠內部融資的印度），有了更多的理由奉行“隔絕”策略。
盡管在這些方面十分保守，但（亞洲）政府現在應考慮做出一點讓步。在某些情況下，對債務的反感正阻礙經濟增長。以印尼為例，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該國公共及私營部門一直在大舉降低負債比率，而歷屆政府都承認，必須對該國搖搖欲墜的基礎設施進行升級。然而，印尼政府始終通過稅收為項目融資，而不是邀請海外債券基金參與其中。作為一個整體，亞洲新興地區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四分之一，但已發行債券僅占全球總額的不足8%。
發展一個更有深度、流動性更強的債券市場需要時間；在印度和中國，這還涉及到放寬針對外國人的嚴格配額限制問題。但任何一個質疑其合理性的人，都應該看看韓國——以債務占GDP比重來衡量，韓國是亞洲最大的本幣債券市場。雷曼(Lehman)破產后，如果不是因為從股市流出的資金轉向了債券，韓元的跌勢可能會更為凌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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