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我們的娃娃》是在一個小范圍試映會上，觀眾多是學者、紀錄片導演和媒體記者，當時的片名叫《天國娃娃》。在放映后的交流中很多人提出片子不夠平衡，只有家長對倒塌校舍的質疑而缺乏有信服力的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的確，整部影片幾乎只有一種聲音存在，雖然片中也采用了CCTV電視片段中專家的波峰波谷說，但無論是從所占比例還是片子結構來看都不足以成為另一把獨立的聲音，若從獨立調查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娃娃》確實稱不上客觀、抽離、中立。然而只要我們了解這部影片及其它類似影片在拍攝中所遭遇的阻力，就會發現此種情境下所謂平衡報道的要求對獨立紀錄片導演而言有些過于苛刻。
5.12之初官方在下達禁令無效后順水推舟地展示出對傳媒前所未有的開放，于是校舍建筑質量存在問題、境外救援隊伍無法順利開展工作、公眾捐款去向不公開不透明等報道出現在中國的各大媒體，但隨著大規模救援的結束，官方又回到控制傳媒的老路上，越來越多和5.12相關的內容成為報道禁區，其中尤以校舍安全問題為甚。對中國大陸的媒體官方自然是明令禁止此類報道，對無法掌控的境外媒體和公民記者，政府則采取了從源頭堵截的方法。在傳媒之前報道過的倒塌校舍旁有專人看守，不允許拍攝；學生家長被告誡不可接受媒體的訪問；在一些村鎮，若來一位帶著攝影機的陌生人，則必定會有人跟蹤。我的一位朋友在臨近5.12一周年時去拍攝倒塌的校舍，先是在拍攝廢墟時被打，后在準備離開四川時又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拘留。
在這種環境中《我們的娃娃》的拍攝就成了導演艾曉明和官方之間斗智斗勇的游戲。但相較聯絡遇難學生家長、拍攝倒塌校舍、現場取證等環節，更困難的是禁令之下要訪問到建筑、工程等領域的學者、專家，獲得專業意見，這對因拍攝《太石村》、《中原紀事》、《開往家鄉的列車》等影片被官方列入“黑名單”的導演艾曉明來說幾近成為“不可能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