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怎樣理解這些“中國特殊論”和“中國模式”理論家？他們是一群全無現實感，只生活在自己臆想的理論世界里的人嗎？他們看到的中國是宣傳文件上的中國，如果毛澤東時代充滿了“平等”與“人民”、“民主”的口號，那就是個更平等、民主的時代。
黑五類、臭老九、十三級干部，農民沒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土地上種玉米還是水稻、教師不敢對學生說出內心的真實想法、整個工廠不由分說地從沿海遷往深山，這樣的例證被忽略不計。而現在，他們則說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避免了“資本主義危機”，“和諧社會”的政策減少了兩極分化、減輕了殘酷的市場行為對個人的傷害，為世界發展提供了新的啟示。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華爾街投資銀行的貪婪令人憤慨，但中國一名地方支行行長可以挪用上億元的資金，中國的超級國企同時享有壟斷利潤與低稅收；中國則是一個比“西方的資本主義”更殘酷的“資本主義”，普通人要面臨政府權力與市場力量的雙重擠壓。
他們也可能是一群全無心肝的人。他們就像卡爾?波普爾筆下的歷史主義者，迷戀偉大的民族、偉大領導人、偉大的階級、偉大的觀念。他們看不到犧牲的個人，只以抽象的偉大來衡量一切。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兩位數經濟增長，共產黨的絕對權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模式”的驚人理論，才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幾千萬人的死亡、活生生的個人悲劇，被一筆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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