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的第一年，他的阿富汗政策和伊朗政策（或這方面的政策的缺失）比其他問題更引人關注。這種關注盡在情理中。美國在阿富汗的挫敗，會進一步把這個已經處在危險之中的地區推入混亂的泥潭，并將嚴重損害美國在世界的可信度和聲譽。伊朗掌握核武器，則將實質性地打破該地區對抗美國及其盟友的力量的均衡，催生新一輪的全球核擴散，大大助長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氣焰，并嚴重加劇置美國于核恐怖主義陰影之下的危險。如果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意在制造一個地緣政治的“雙頭火車”(doubleheader)——在阿富汗的失敗和裝備有核武器的伊朗，那么，他留下的歷史遺產將比他的前任所留下的更為糟糕。如果他設法在阿富汗問題上取得進展，并找到一些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的辦法，他將因拯救世界于危難之中而被世人所銘記。
然而，對上述危機的較少關注，顯示了美國外交政策所發生的顯著轉變，這種轉變具有同樣重要的、可能更為深遠的內涵。奧巴馬總統的就任，可能標志著美國外交政策即將步入新的時代，意味著美國終于厭倦了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采取的“大戰略”，開始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建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關系。
美國實施了60年的舊戰略依托于三個支柱：第一，軍事和經濟的霸主地位，即杜魯門時代的戰略家們所謂的“力量優勢”，特別是在歐洲和東亞；第二，一個正規的、由美國的軍事和政治盟友結成的全球化網絡，但并不僅限于與美國建立伙伴關系的民主國家；第三，一個開放的貿易和金融體系。正如埃夫里爾?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在1947年所闡釋的那樣，這一觀點將會打造“主要支持自由國家的勢力均衡”。在自由秩序之外的國家將被壓制并最終加以改變，就像喬治 ?凱南(George F. Kenna)在他“長電報”中所建議的那樣，亦如保羅?尼采(Paul Nitze)的著名戰略文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所反復重申的那樣。正如哈里? 杜魯門(Harry Truman)在1947年所表述的，這一觀點首先旨在“鞏固和加強熱愛自由的國家”，其次旨在“為全人類創造最終實現個人自由和幸福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