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搶劫犯伍勇1978年2月24日在四川宜賓出生的時候，我已經十五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那年冬天召開。官方對此次會議的內容有兩個表述：一、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口號，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襲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的觀點。如果翻譯過來，似乎可以這樣解釋：一是實用主義者鄧小平上臺，二是中止了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
我倚靠在絳帳高中門前渭惠渠的欄桿上，聽完了高音喇叭里的“公報”。對我這個地主后代而言，這無疑是人生的福音。我知道自己以后可以跟貧下中農的孩子平起平坐了，我可以擁有自己的夢想了。但我并不知道，這一天是由烈士們的熱血換來的。
多少年后，我才獲知那個年代的秘密。毛澤東的瘋狂烏托邦實踐，遭到了思想先驅們的抵抗，他們被一一碾碎了。寫《出身論》的遇羅克，1970年3月5日被殺害。獄中用血書寫“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的林昭，1968年4月29日被處死。抵制毛澤東造神運動的張志新1975年4月4日被處死。從1977年1月到4月，先后有王辛酉、史云峰等四十四位抵抗法西斯主義暴行的仁人志士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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