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丟了工作，不得不提早返鄉，甚至僅四川一省就多達28萬人，然而大家對此都很接受，仿佛本該如此。但那些吃皇糧的交通收費征稽人員，因燃油稅改革丟了工作，盡管全國人數不過15萬，卻讓有些人緊張的不行，于是如何妥善安置他們也成了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同樣仿佛本該如此。為什么企業職工、農民工下得崗，吃皇糧的人下不得？眾多網民在網上發問，并且呼吁：讓他們堂堂正正地下崗吧。而在我看來，這其中真正的問題，不是非要讓誰下崗誰上崗的問題，因為如果可能，我寧愿這個世界上沒有失業者，而是一個關乎納稅人權利的重大問題。
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是，15萬征費人員是由于“費改稅”而暫時失業。眾所周知，在民主的公共財政體系中，收費原本不是一種合理的財政手段。那種以行政強制手段，依靠用納稅人的錢建成的公共道路的收費，更是如此。因此一切“費改稅”的初衷，就在于祛除納稅人身上不合理的額外負擔，同時也寄托著國家機構精簡、優化政府財政制度的希望。然而燃油稅改革尚未施行，相關部門已經迫不及待地要妥善安置這些“失業者”，不僅意味著納稅人將多繳納一部分稅款，而且意味著盡管有數項收費項目取消了，但納稅人必須奉養的人數并沒有減少，使“費改稅”變得換湯不換藥。這也足以理解何以有部門曾經婉轉表示燃油稅不是簡單地“費改稅”了——它的確不簡單。
在當下政府機構慵腫、官民比例居高不下去的情形下，誰還能說國家對交通收費征稽人員的“包養”，是對民主公共財政的追求與優化？因為這種“包養”的本質，其實仍是要求納稅人對這些曾經的收費人員負有奉養“義務”。一個基本的常識是，人民為更好的公共服務與社會公正而納稅。亞當?斯密早在兩百多年前提出的優良稅制四原則，即個人納稅能力、確實、方便和節約。四川學者肖雪慧據此認為，其中的“節約”即要求把征稅過程的耗費降到最低，避免因稅吏過多、薪俸開支過大以及貪污、中飽私囊、隨意加征等腐敗行為而造成稅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于國家所收入的。說到底，納稅人對已經變得無所事事的征費人員沒有必然的包養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