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的特約編輯，現任皇家藝術學會的首席執行官，曾任英格蘭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一個世紀前，像我這樣的宏觀經濟學家并不存在。宏觀經濟學本身作為一門學科也不存在。1929年的股市崩盤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引發了一場智識和政策的革命：國民賬戶（衡量經濟的統計基石）、宏觀經濟理論（理解經濟的概念基礎）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框架（幫助經濟避免未來的動蕩）。
一個世紀后，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20世紀60年代所說，我們現在都是宏觀經濟學家——無論是業余的還是專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通貨膨脹的微小變動主導著公眾話語。稅收和政府支出影響著政治和公眾的辯論。然而，今天我們面臨的最大危險并不是重演大崩盤或大蕭條（盡管這兩者都不是不可能）。而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在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出現的“巨大分裂”的加劇。
我們在地緣政治層面看到這些分歧，體現在不斷增加的戰爭數量，包括實際戰爭和與貿易相關的戰爭，以及國防開支和關稅的軍備競賽。我們在國家層面也看到這些分歧，選民分裂和極化，今年的選舉充滿爭議和分裂。在地方層面，我們也看到這些分歧，許多社區的不滿和不安日益增加——最近在英國和愛爾蘭的騷亂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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